1921年7月30日后，中共一大转移到嘉兴南湖召开了闭幕会。对于哪天开的会，当事人回忆和党史学者的研究有多种说法，但对有关会务保障工作，各方意见一致。如新会址的选择即到嘉兴南湖游船上开会的主意是王会悟提出来的，是她带部分代表先去嘉兴打前站做会议准备工作，开会时王会悟在船上，会议当天结束等。 

王会悟提议日期会址 

一大移址召开闭幕会的日期共有7月31日和8月1、2、3、4、5日6种说法。嘉兴市委课题组历时5年推出研究成果《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认为一大南湖会议是8月3日召开的，嘉兴学院陈水林2018年发表《中共一大闭幕日期考》一文，将自己过去8月4日开会说改为8月3日，认为8月2日一早王会悟与几位代表乘104次火车去嘉兴做准备，3日其他代表乘同次车去开会。他们综合有关人员回忆和有关研究成果，参考当年火车时刻、嘉兴天气等情况，基本排除了7月31日和8月 1、4、5日开会的可能性。7月30日晚代表分散离去，第二天一早坐火车去嘉兴不可能，王会悟等几位当事人均表示31日没开会;查当年《申报》知，8月1日下午5时嘉兴南湖狂风肆虐约1小时，致湖中游船四五艘倾覆溺毙游客3人，而一大代表竟无一人忆及，因而这天没在湖上开会;陈公博8月3日从杭州回到上海，4日搭午刻第一艘出港的新宁轮回广东，“归来上海之后，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的南湖船上开过， 会议算至结束。……我和各人草草谈了两三次，遂乘船回广东了。”则4、5日不是开会日期。对于3日开会一说，人民出版社马长虹《中共一大到底是哪天闭幕的?》提出质疑，认为不能排除2日开会的可能，讲得很有道理。笔者以为大会中止后，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尽早开闭幕会是代表们的共识，毕竟有的来沪已月余。另外，如果是3日开会，代表们回到上海已是夜里11点左右，当晚去找陈公博可能性不大， 只能是4日上午，而陈公博所乘轮船4日中午第一班出港，他得提前去码头，在旅馆会客时间有限，在“佛海来找我”详谈会议情况和交待有关工作后，难以再“和各人草草谈了两三次”，何况周佛海等还要整理抄录有关大会文件让他带给陈独秀。因此3日开会似不可能，2日开会较为合理。那两天情况和移址开会决策过程大概应该是这样的。 

7月31日上午，张国焘一早来到博文女校，告诉前晚在那住宿的毛泽东、周佛海、包惠僧和在外“找旅馆住宿”回来的人，会议停开，“并通知各代表找到妥当开会地点后再行复会”。随后他到大东旅社去看陈公博，想详细了解前晚的情况(“问明他在李家所目击的情形”)，并告诉他“须另觅开会地址”的事，但没见到。陈公博前晚10点多钟从李汉俊家出来后发现有人盯梢，于是坐黄包车兜圈子、看戏看电影摆脱跟踪后好不容易回到旅社，焚烧了文件，凌晨又被隔壁孔阿琴被杀案的枪声叫声惊吓，起床后即寄存行李，离开旅社，去老渔阳里2号找李达请假。“先在一家饭馆安顿了太太，我自己跑去找李鹤鸣(李达)告诉他昨夜的经过，并且我下午要到杭州。”这时张国焘应该也赶来了，他们告诉陈公博会议暂停，另找地方开。陈公博于是带着太太坐火车当晚到达杭州，实施他们“一日游山，二日游水，三日回沪，四日附轮回广州”的行程去了。随后李达和张国焘应该去了博文女校，“昨夜在外住宿的代表”应该都联系上了。 

　　7月31日下午，李达、张国焘、李汉俊等人在老渔阳里2号开会，研究继续开会的问题。王会悟回忆说:“出事后的第二天，李汉俊、张国焘、董必武、何叔衡、李达等几位代表在李达家聚会，研究继续开会的地点问题。当时有几种不同主张，一是主张继续在上海开会; 一是主张去杭州西湖。”也可能考虑到陈公博已到杭州，毛泽东、刘仁静等人有会后到杭州旅游的计划，讨论结果应该是8月2日一早乘火车到杭州西湖开会，并通知各位代表(这两天原住博文女校代表有的可能在外住);由于去外地要做一些准备，有关情况也要与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沟通，8月1日去开会难度较大，因此决定乘8月2日的早班火车出发。当晚， 李达将决定到杭州开会的事与王会悟说了，担心西湖游人太多，有的代表可能被人认出来，还有从上海去杭州坐火车来回近10个小时车程，如一天来回留给开会的时间太少，要保证会议时间就得住一晚，麻烦更大。见李达这两天“愁眉不展”，王会悟就出了一个主意，“我想到我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深以为然。 

第二天即8月1日上午，李达去与有关代表商量，大家一致同意。于是李达派王会悟当天下午乘火车去嘉兴布置准备，同去的很可能是老成持重的何叔衡、董必武二人。

闭幕会的会务保障

王会悟与何叔衡、董必武乘112次沪禾区间车于8月1日15:50从上海北站出发，19:20到嘉兴，正好避开了下午5点至6点左右的巨风，因而对当天南湖巨风没印象。他们先到城市张家弄鸳湖旅馆落脚，开了两个房间，叫旅馆账房给雇船。当时准备雇条大的，但雇大的需提前一天预订，现在已经没有了，便雇了一条中号船(王会悟雇船到使用不够一天，可看出是下午到的，如果是坐上午火车到的，到第二天用船正好够一天，可能雇到大船)，并订了一桌饭。8月2日早饭后，王会悟陪同何叔衡、董必武去湖边上船在湖中转了一圈，登上湖心岛“到烟雨楼玩了一回，也没有坐下吃茶，主要目的是为了察看下船停靠哪里比较合适”， 选好泊船开会的大致地点后，他们让船开回狮子汇渡口，王会悟便去火车站接10点多到站的代表去了。 

　　上海这边，8月1日下午，张国焘、李达分别与共产国际代表沟通情况、通知各位代表会议改址嘉兴。马林、尼克尔斯基因为是外国人目标太大，李汉俊7月30日晚与巡捕房侦探接触过，考虑到安全三人就没有去嘉兴。陈潭秋已经买了去杭州的火车票，上车前被告知提前下车的。他在回忆中写道，“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决定乘火车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到了上火车之前又想到西湖游人太多，遂中途变计，到离上海约三百里之嘉兴城下车”。毛泽东也买了去杭州的票在车站或车上被告知提前下车(一说故意买到杭州车票中途下车以甩掉跟踪密探)，据与他同行的好友萧瑜(即萧子升、萧旭东，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回忆，“第二天早晨七点，毛泽东和我离开住所，到火车站买三等票去杭州，大约九点钟我们的火车进了站，一块巨大的白色牌子上写着‘嘉兴’两个大字”。代表们8月2日乘坐的据考证是从上海北站开往杭州闸口站的104次快车，7:35从上海北站开车，10:13到嘉兴站。周佛海回忆:“我也抱病前往。到了嘉兴，早有鹤鸣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王会悟领着大家步行十几分钟来到狮子汇渡口上了游船。 

船大娘熟练地将游船摇入湖中适当位置停放，然后划着游船后面拖着的小船离去。这时快11点了，一大闭幕会在船中间大船舱召开，王会悟坐在前舱放哨。会议开了一个多钟头，船大娘划着小船送来酒菜，代表们就在船上吃午饭。王会悟回忆， “吃饭时在八仙桌上又放了一个圆的台面，十几个人吃饭也不拥挤，代表们吃饭时，我没有一道吃，当时也还不想吃，我一个人坐在船头上”。她机警地观察着湖面，并不失时机向前来送饭的船大娘了解情况。“开会那天游客并不多，据记忆开会时，停放湖中的船连我们的一条一共五条船。内中一条据船大娘说是城内某商户为儿子办满月酒雇的，另一条是乡下土财携眷进城游玩的，到下午三点钟以后，小游艇逐渐增多，有些小游艇油漆得很漂亮，据说是城内士绅自备的。约五点钟左右，湖中游船已有五条了，并有一条小汽艇(是城内葛姓士绅私有的)，当时看到疑为政府巡逻，曾引起警惕，临时休会，后来知道是私艇才放心。到这时候，到处留声机唱京戏，湖中已热闹非常，到六点多钟，我们就离开南湖准备回上海了。”据王会悟另一次回忆，说还带了麻将牌上船，看到小汽艇开来，她在船头警惕地敲了几下船窗，船舱内的代表们中止了讨论，把摆在桌面上的文件收藏起来，“呼啦呼啦”地搓起麻将牌。 

闭幕会通过了党纲，讨论并通过了当前工作决议，选举了中共中央。最后，“代表大会以高呼下面的口号而宣告闭幕:‘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代表们走下画舫来到岸上的时候，湖面上已经暮霭沉沉、渔火点点。大部分代表乘坐当晚从杭州开来的115次夜快车回上海，不晚点的话20:15从嘉兴开出，22:45到上海北站。 

　　毛泽东当晚没回上海，第二天共产主义者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者萧瑜继续一路争论着来到杭州，在西湖还见到了刘仁静。刘仁静1979 年回忆，“参加一大后，我和高尚德 (高君宇)二人去游西湖，在西湖碰到了毛主席。他当时穿着长衫，拿把雨伞，看见我们时，向我们点头”。

 一大经费开支及有关情况  

党的一大经费开支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代表差旅费也即路费1950元。据包惠僧回忆，“当时我们来上海，每个代表发了一百元路费，回去时又每人给五十元”，每人150元，13位代表共1950 元。二是博文女校集中住宿费用20元。博文女校黄绍兰校长答应借用校宿时，“她递给王会悟一本‘捐册’。一大结束后，王会悟捐了20元，实际上等于房租。”包惠僧回忆说交房租是他同黄校长接洽的。代表伙食吃的是包饭，费用是否单算不清楚。另外王会悟买些凉席之类的用品也会有些费用。三是嘉兴闭幕会的租船午饭旅馆费用12.5元。王会悟1959年3月《“一大”在南湖开会的情况》中说，“便雇了一只中号船，船费四元五角，中午饭一桌酒菜三元，连小费共花八支洋”。1983年8月2日曹仲彬访问王会悟时她说还有“房费是4.5银元”，共12.5元。去嘉兴开会的火车票应该是代表们分头自己购买的。 

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不少还是在校学生，没有固定职业，个人收入极其有限。一大经费主要是共产国际帮助解决的。王会悟、李达和一大其他代表们深知经费来之不易，于是精心安排、精打细算，因陋就简地完成了会务保障工作。一大会务保障工作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首次展示了理想信念的力量。为了救国救民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信念，代表们冒着极大风险， 风尘仆仆从国内外不同地方聚到一起，生活上多是自我服务，多数人互不相识却互相关心帮助，体现了信念如火种，红船像熔炉，散作一团火，燎原全中国。 

二是充分体现了节俭务实的品格。一大经费主要发给代表，个人包干使用，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所发经费能够在旅馆食宿，为了安全和节俭，大多数代表打地铺、吃包饭，节省经费用于发展壮大党的事业，生活条件简陋却甘之如饴。他们想得更多的是怎么把党的文件起草好、把会议开好、把革命道路探索出来。

三是突出彰显了无私奉献的精神。为了开好会，一大代表除了时间精力上倾情投入外，有条件的党员尽力奉献。李汉俊的家成了一大主会场，陈独秀的家不但供李达夫妇居住还成了一大的议事堂，主要会务工作者王会悟为大会移址出主意想办法，积极奔走，精心布置，他们一门心思就是想把会开好。 

四是深刻印证了安全第一的原则。尽管为保证会议安全在代表住宿和会场安排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但还是被嗅觉灵敏的密探跟踪到一大会场，幸亏代表们转移及时，避免了全军覆没的灾难。闭幕会移址得当，保证了会议取得成功。一大生动诠释了安全保障是会务工作的首要原则，即使在今天和平年代仍然要坚持安全第一，尽力排除各类安全隐患。党的一大会务工作锻造了我们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红色基因，形成了注重安全的优良传统，这也是机关事务工作始终要坚持的原则、始终要弘扬的传统。

王会悟及其一大会务保障工作意义

王会悟1898年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学生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经常阅读《新青年》，并与陈独秀通过信，1919年来到上海，参加了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首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920年下半年与李达结婚。一大后，王会悟随李达搬到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参与创办进步刊物《妇女声》半月刊和上海平民学校。1922年7月16日，党的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辅德里625号召开，开会时王会悟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大女儿在会场门口放哨。1922年底，王会悟随李达到长沙，在湖南自修大学附中任教。后辗转北京、重庆和故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或一九四九年后王会悟在中央政府做法制工作。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她生前的住房和生活服务的有关工作，由国管局负责。她逝世后，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国管局为她办理了丧事。 

1921年王会悟协助李达参与一大的筹备，具体承担了一大会务保障有关工作。王会悟以高度的革命觉悟、工作热情和睿智敏捷，合理安排了来沪参加一大外地代表的住宿饮食以及会场服务，特别是为躲避反动势力的迫害，出主意将最后一次会议组织安排到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为党的一大胜利闭幕提供了安全和服务保障。可以说，王会悟是我们党最早的机关事务工作者，也是采购服务第一人，她不畏艰险、审时度势、周密计划、担当付出，以机智周到出色的工作为党的成立、为红船精神的诞生作出了杰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启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党的一大会务保障工作就是我们党和国家机关事务工作的根脉所系，一大会址、南湖红船是机关事务工作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重要物证。